“那个时候我特别激动！”电话那头，9岁的朱德恩小朋友兴奋起来，因为补觉而起晚了的些许迷糊一扫而光。他再次回忆起那个难忘瞬间：2月4日晚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，当各行各业的代表们把国旗手手相传时，他站在旗杆下，用小号吹响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深情嘹亮的号声回响在鸟巢里，现场和电视机前无数观众一下子湿了眼眶。
那是“又快又慢”的一天
“我没有紧张，一门心思就想把号吹好。”朱德恩说。他牢记着上场前导演组的老师们对他的嘱托——眼睛睁大，头抬高，腰杆挺得直直的。演奏完毕，在等待国旗升起时，朱德恩看见鸟巢坐满了人，他把观众席划成一个个小格子，“每个格子里应该都坐了200人”，他同时看到，“仪仗队的大哥哥流眼泪了，好大一滴眼泪挂在脸上。”
演出结束后，朱德恩见到爸爸妈妈已是凌晨时分。“去接孩子时，恩恩一下车，爸爸冲上去抱他，我看见孩子的第一眼，觉得他长大了。”朱德恩的妈妈张雅楠说。在开幕式前约一周，朱德恩和其他演职人员一起，住进了封闭管理的酒店，几天不见，张雅楠觉得孩子既熟悉又陌生，跟从前不大一样了。
这种矛盾的心情在2月4日持续了一整天，“那一天过得又快又慢。”晚上7点半，全家人守在电视机前，正襟危坐。冬奥会开幕式开始了，倒计时短片和《立春》惊艳简洁地结束，国旗入场的环节紧随其后，“突然就听到了号声，很熟悉，好像又有点陌生。”从参加排练开始，小朋友一直严守保密纪律，没有向家里人透露过到底会出现在哪个具体环节。包括朱德恩在内，小号手共有3名人选，“恩恩被选中的几率只有三分之一，所以我们真的特别激动，他爸爸立马抓起小号，跟着一起吹。吹着吹着，电视里出现了恩恩的画面，爸爸激动得‘老泪纵横’。”
三个小号手有个“和平号”
朱德恩的爸爸朱光是我国著名小号演奏家、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，另一名候选的小号手梁桐也是他的学生。
去年，朱光接到学校同事的电话，希望他为冬奥会开幕式推荐一位小演奏家。朱光首先推荐了13岁的梁桐，对方问，还有没有更小的学生？“再小的，就是我儿子了，能行吗？他刚开始学。”对方却没有拒绝，提议不妨试试看吧。
“在选拔小演员时，总导演首先要求专业水平过硬，然后希望年龄尽可能小一些。”北京师范大学舞蹈系主任张荪参与过小号手的选拔工作，“小朋友的天真、认真努力的表达、眼睛里透露出来的状态，都是成年人很难具备的。”
从临时拿到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曲谱，到熟悉曲子、录成视频发给奥组委，朱德恩只有3个小时。“我们确实没抱什么希望，孩子终究还是太小了，学的时间也短。”张雅楠说，2020年3月，在朱光生日那天，朱德恩才正式“拜师”，跟着爸爸学吹号。张雅楠觉得，孩子对小号的兴趣也许真得益于天赋和潜移默化的影响，“爸爸没事要在家里练，也会上课教学，恩恩小时候就会很好奇，为什么爸爸总把号嘴放在嘴里，小号又是怎么发出声音的呢？他会用小手指学着去按键。”在他的成长中，小号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。朱德恩的爷爷朱尧洲是新中国第一代小号演奏家，老人家今年85岁了，虽然耳朵不像从前那么好，但永远是“恩恩心目中除了爸爸以外的一号英雄”。
去年12月，朱德恩接到通知，要开始参加开幕式排练。“当时也快到期末了，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。”张雅楠还听到奥组委工作人员提起，在朱德恩之前，他们已经找了成百上千个孩子，作为家长，尽管压力山大，张雅楠还是决定让孩子放手一试，“他9岁了，如果真的有幸站在这个舞台上去赞美祖国，无疑是一生中很重要的经历和锻炼。”
严格的训练马上开始。练姿势、臂力、肺活量，每天放学回家，朱德恩喝点水就开始练习，吃过晚饭休息几分钟，继续练举号和气息，周末除了彩排，所有时间都被爸爸“无情”占用。去鸟巢排练很辛苦，但张雅楠发现，孩子倒是很乐意，“因为可以暂时脱离爸爸的‘魔掌’。”
朱德恩喜欢鸟巢，那里另外两名备选小号手刘浩然、梁桐是他的好朋友。上场排练前总是有很长的等待时间，他们在一起写作业、看书、吃零食。
孩子们明白最终结果三选一的残酷，开幕式当晚，尽管不能上台，两位备选小号手也要来到现场，但他们更珍惜这段友情。梁桐给三人组合起名“和平号”。朱德恩说：“谁都不会遗憾，我们三人是融为一体的。”梁桐也挺起胸膛：“不管哪一个人上去了，都代表我们‘和平号’。”
回归正常练号和学习状态
对这三个10岁上下的孩子来说，要吃透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传达的感情，终究不是简单的事情。在朱德恩上学、放学路上，身为父母的他们经常给孩子播放韩红演唱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mv，也带他去看过《长津湖》《悬崖之上》等主旋律电影。“恩恩比较喜欢画面。”张雅楠说，有了画面，他在表达曲目时会转化出更多丰满的情感。
今年1月，朱德恩带上小号去看望爷爷奶奶。奶奶商澄宋是著名钢琴家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，她也是朱德恩更小时候的钢琴老师。曲子吹第二遍时，奶奶告诉朱德恩，在小号声里听到他在“诉说”。“你让我感觉到，你在用小号的声音对最远角落里的那个人诉说。”张雅楠明显察觉，奶奶的话如同画龙点睛，让朱德恩找到了更为具象的表达方向。现在的朱德恩如何理解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？他用稚嫩的嗓音回答：“是一个人在向祖国诉说。”
很多观众感慨，朱德恩不仅小号吹得好，在那样一个全世界瞩目的时刻，他能表现得那么沉着自信。小朋友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淡定，第一次联排回来，他告诉妈妈，上台前自己腿“像抖筛子似的”。“恩恩最后的表现，确实让我大大地意外了一下。”张雅楠也想感谢所有导演组工作人员的努力，“他们在现场给了孩子极大的心理支撑，没有让他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承担。”一次次排练，朱德恩越来越自信，整个过程中，孩子们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和爱护。
张雅楠认为，“成长”是孩子最大的变化和收获，“以前他比较磨蹭，自从生活里多了排练这项任务，他的节奏其实被打乱了，但他学会了高效利用时间。”在期末考试中，朱德恩有三科分数达到90分以上。“孩子的个人习惯在这次经历中有了非常大的提升。”张雅楠说。
“吹号小男孩”的未来之路怎么走？“如果没有‘基因突变’，他应该会沿着小号这条路走下去，传承爷爷和爸爸的事业，但如果有其他可能性，我们也会顺其自然。”张雅楠说，“接下来，我们希望他尽快回归到正常练号和准备开学的状态，毕竟学生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。”
“那个时候我特别激动！”电话那头，9岁的朱德恩小朋友兴奋起来，因为补觉而起晚了的些许迷糊一扫而光。他再次回忆起那个难忘瞬间：2月4日晚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，当各行各业的代表们把国旗手手相传时，他站在旗杆下，用小号吹响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深情嘹亮的号声回响在鸟巢里，现场和电视机前无数观众一下子湿了眼眶。
那是“又快又慢”的一天
“我没有紧张，一门心思就想把号吹好。”朱德恩说。他牢记着上场前导演组的老师们对他的嘱托——眼睛睁大，头抬高，腰杆挺得直直的。演奏完毕，在等待国旗升起时，朱德恩看见鸟巢坐满了人，他把观众席划成一个个小格子，“每个格子里应该都坐了200人”，他同时看到，“仪仗队的大哥哥流眼泪了，好大一滴眼泪挂在脸上。”
演出结束后，朱德恩见到爸爸妈妈已是凌晨时分。“去接孩子时，恩恩一下车，爸爸冲上去抱他，我看见孩子的第一眼，觉得他长大了。”朱德恩的妈妈张雅楠说。在开幕式前约一周，朱德恩和其他演职人员一起，住进了封闭管理的酒店，几天不见，张雅楠觉得孩子既熟悉又陌生，跟从前不大一样了。
这种矛盾的心情在2月4日持续了一整天，“那一天过得又快又慢。”晚上7点半，全家人守在电视机前，正襟危坐。冬奥会开幕式开始了，倒计时短片和《立春》惊艳简洁地结束，国旗入场的环节紧随其后，“突然就听到了号声，很熟悉，好像又有点陌生。”从参加排练开始，小朋友一直严守保密纪律，没有向家里人透露过到底会出现在哪个具体环节。包括朱德恩在内，小号手共有3名人选，“恩恩被选中的几率只有三分之一，所以我们真的特别激动，他爸爸立马抓起小号，跟着一起吹。吹着吹着，电视里出现了恩恩的画面，爸爸激动得‘老泪纵横’。”
三个小号手有个“和平号”
朱德恩的爸爸朱光是我国著名小号演奏家、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，另一名候选的小号手梁桐也是他的学生。
去年，朱光接到学校同事的电话，希望他为冬奥会开幕式推荐一位小演奏家。朱光首先推荐了13岁的梁桐，对方问，还有没有更小的学生？“再小的，就是我儿子了，能行吗？他刚开始学。”对方却没有拒绝，提议不妨试试看吧。
“在选拔小演员时，总导演首先要求专业水平过硬，然后希望年龄尽可能小一些。”北京师范大学舞蹈系主任张荪参与过小号手的选拔工作，“小朋友的天真、认真努力的表达、眼睛里透露出来的状态，都是成年人很难具备的。”
从临时拿到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曲谱，到熟悉曲子、录成视频发给奥组委，朱德恩只有3个小时。“我们确实没抱什么希望，孩子终究还是太小了，学的时间也短。”张雅楠说，2020年3月，在朱光生日那天，朱德恩才正式“拜师”，跟着爸爸学吹号。张雅楠觉得，孩子对小号的兴趣也许真得益于天赋和潜移默化的影响，“爸爸没事要在家里练，也会上课教学，恩恩小时候就会很好奇，为什么爸爸总把号嘴放在嘴里，小号又是怎么发出声音的呢？他会用小手指学着去按键。”在他的成长中，小号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。朱德恩的爷爷朱尧洲是新中国第一代小号演奏家，老人家今年85岁了，虽然耳朵不像从前那么好，但永远是“恩恩心目中除了爸爸以外的一号英雄”。
去年12月，朱德恩接到通知，要开始参加开幕式排练。“当时也快到期末了，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。”张雅楠还听到奥组委工作人员提起，在朱德恩之前，他们已经找了成百上千个孩子，作为家长，尽管压力山大，张雅楠还是决定让孩子放手一试，“他9岁了，如果真的有幸站在这个舞台上去赞美祖国，无疑是一生中很重要的经历和锻炼。”
严格的训练马上开始。练姿势、臂力、肺活量，每天放学回家，朱德恩喝点水就开始练习，吃过晚饭休息几分钟，继续练举号和气息，周末除了彩排，所有时间都被爸爸“无情”占用。去鸟巢排练很辛苦，但张雅楠发现，孩子倒是很乐意，“因为可以暂时脱离爸爸的‘魔掌’。”
朱德恩喜欢鸟巢，那里另外两名备选小号手刘浩然、梁桐是他的好朋友。上场排练前总是有很长的等待时间，他们在一起写作业、看书、吃零食。
孩子们明白最终结果三选一的残酷，开幕式当晚，尽管不能上台，两位备选小号手也要来到现场，但他们更珍惜这段友情。梁桐给三人组合起名“和平号”。朱德恩说：“谁都不会遗憾，我们三人是融为一体的。”梁桐也挺起胸膛：“不管哪一个人上去了，都代表我们‘和平号’。”
回归正常练号和学习状态
对这三个10岁上下的孩子来说，要吃透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传达的感情，终究不是简单的事情。在朱德恩上学、放学路上，身为父母的他们经常给孩子播放韩红演唱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mv，也带他去看过《长津湖》《悬崖之上》等主旋律电影。“恩恩比较喜欢画面。”张雅楠说，有了画面，他在表达曲目时会转化出更多丰满的情感。
今年1月，朱德恩带上小号去看望爷爷奶奶。奶奶商澄宋是著名钢琴家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，她也是朱德恩更小时候的钢琴老师。曲子吹第二遍时，奶奶告诉朱德恩，在小号声里听到他在“诉说”。“你让我感觉到，你在用小号的声音对最远角落里的那个人诉说。”张雅楠明显察觉，奶奶的话如同画龙点睛，让朱德恩找到了更为具象的表达方向。现在的朱德恩如何理解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？他用稚嫩的嗓音回答：“是一个人在向祖国诉说。”
很多观众感慨，朱德恩不仅小号吹得好，在那样一个全世界瞩目的时刻，他能表现得那么沉着自信。小朋友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淡定，第一次联排回来，他告诉妈妈，上台前自己腿“像抖筛子似的”。“恩恩最后的表现，确实让我大大地意外了一下。”张雅楠也想感谢所有导演组工作人员的努力，“他们在现场给了孩子极大的心理支撑，没有让他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承担。”一次次排练，朱德恩越来越自信，整个过程中，孩子们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和爱护。
张雅楠认为，“成长”是孩子最大的变化和收获，“以前他比较磨蹭，自从生活里多了排练这项任务，他的节奏其实被打乱了，但他学会了高效利用时间。”在期末考试中，朱德恩有三科分数达到90分以上。“孩子的个人习惯在这次经历中有了非常大的提升。”张雅楠说。
“吹号小男孩”的未来之路怎么走？“如果没有‘基因突变’，他应该会沿着小号这条路走下去，传承爷爷和爸爸的事业，但如果有其他可能性，我们也会顺其自然。”张雅楠说，“接下来，我们希望他尽快回归到正常练号和准备开学的状态，毕竟学生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