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，区域冲突、全球疫情等多种因素不断影响我国的三农发展，粮食安全、乡村发展、农民富裕等三农问题，如何应对重重挑战？
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”乡村分论坛。
在5月26日举行的“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”乡村分论坛上，以“振兴·共富·向新”为题，众多官员、学者、乡建实践者共同描绘乡村振兴的未来图景。中共山东省济宁市委书记林红玉带来破解当前乡村振兴难题的“济宁路径”，三农专家温铁军讲述了生态乡村发展路径，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探索人才匮乏破局之道，农业科学家梅旭荣畅想“手机种田”的未来，三农学者党国英辨析共同富裕和平均主义，乡建标准创新者李响，则分享乡村未来社区试点经验。
产业是发展的基础，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条件之一，没有产业的繁荣，乡村人口流失的现状就难以改观。在济宁，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，正在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，林红玉介绍，济宁市每年都会拿出一亿元资金，支持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，并建立了市、县、乡的三级辅导员队伍，激活农业发展。在云南和湖北多个村庄，李小云和他的团队，一直在为落后的乡村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。
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说，“我们在农业食物系统的劳动力，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路径非常通畅。这也是为什么把农业的基础地位，称为蓄水池、压舱石和战略后院的原因。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影响下，城市就业率下降，农民返乡不离土，为国家创造就业，提供了极大的缓冲空间。”
2022年，新冠疫情、区域冲突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局势。中国的经济发展，正在从原本的外向型经济，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模式。新的发展格局下，乡村正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和无限的空间。
在战略调整过程中，乡村的发展，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，著名三农专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，“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，将会构成国债带动基建、房地产之后，经济发展的第三资产池，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。”
从城市化到乡村振兴，再到城乡融合，县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，作为城市和乡村的连接点，县域经济的发展，不仅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，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，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梅旭荣说，“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到65%左右，农业生产主要满足城市需求，产业布局、市场等主要在城市，农业产业的发展，和城市同样息息相关。其中，县域在解决大城市病、生态发展等方面，都有巨大的空间。”
乡村振兴的时代，共同富裕的愿景正越来越近，但同时，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、基础建设、公共服务水平等，仍旧存在差距。
共同富裕究竟是怎样一种愿景，又该如何实现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，共同富裕是一个能够把效率、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的社会福利分配状况，其中效率尤其不可偏废。他表示，“社会福利的含义有两个方面要注意，一个是可支配的私人收入，一个是可享受的公共服务。把这两方面工作做好，就能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状态，把效率、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。”
社会公共服务的提升，有赖于政策、制度的完善，而可支配收入如何提升，尤其是在过去的发展中，收入提升较少的农民，如何增收致富？
在济宁市，一些新的尝试正是进行，林红玉介绍，位于济宁东部的钓鱼台村，通过“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企业 农户”模式，村集体收入达到126万元，曾经的集体经济“空壳村”逆袭成了“百万村”。
现代化的农业生产，正在济宁及更多的地方成为现实，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力量，除了政策的完善之外，更有科技的力量。梅旭荣介绍，“从1978年到2018年，40年间，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增长率，年均达到了3.26%，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是78%。在未来，用手机种地，享城市生活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能实现的情景。”
“手机种地”的背后，是不断进入乡村的农田的数字技术，这些技术，正在改变着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。
suc联合国可持续城市与社区项目执行主任李响介绍，从2019年3月份到2021年年底，suc人居智库团队走访浙江衢州六区县50多个行政村，编制完成衢州市乡村未来社区指标体系建设指南，这也是全国首份乡村未来社区地方标准。其中，试点之一的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，通过两年的建设，从一个以养猪业为主、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大村，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区化新乡村。“出去的人回来了，城里的人进来了。”李响说。
2022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，区域冲突、全球疫情等多种因素不断影响我国的三农发展，粮食安全、乡村发展、农民富裕等三农问题，如何应对重重挑战？
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”乡村分论坛。
在5月26日举行的“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”乡村分论坛上，以“振兴·共富·向新”为题，众多官员、学者、乡建实践者共同描绘乡村振兴的未来图景。中共山东省济宁市委书记林红玉带来破解当前乡村振兴难题的“济宁路径”，三农专家温铁军讲述了生态乡村发展路径，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探索人才匮乏破局之道，农业科学家梅旭荣畅想“手机种田”的未来，三农学者党国英辨析共同富裕和平均主义，乡建标准创新者李响，则分享乡村未来社区试点经验。
产业是发展的基础，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条件之一，没有产业的繁荣，乡村人口流失的现状就难以改观。在济宁，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，正在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，林红玉介绍，济宁市每年都会拿出一亿元资金，支持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，并建立了市、县、乡的三级辅导员队伍，激活农业发展。在云南和湖北多个村庄，李小云和他的团队，一直在为落后的乡村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。
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说，“我们在农业食物系统的劳动力，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路径非常通畅。这也是为什么把农业的基础地位，称为蓄水池、压舱石和战略后院的原因。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影响下，城市就业率下降，农民返乡不离土，为国家创造就业，提供了极大的缓冲空间。”
2022年，新冠疫情、区域冲突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局势。中国的经济发展，正在从原本的外向型经济，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模式。新的发展格局下，乡村正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和无限的空间。
在战略调整过程中，乡村的发展，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，著名三农专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，“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，将会构成国债带动基建、房地产之后，经济发展的第三资产池，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。”
从城市化到乡村振兴，再到城乡融合，县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，作为城市和乡村的连接点，县域经济的发展，不仅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，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，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梅旭荣说，“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到65%左右，农业生产主要满足城市需求，产业布局、市场等主要在城市，农业产业的发展，和城市同样息息相关。其中，县域在解决大城市病、生态发展等方面，都有巨大的空间。”
乡村振兴的时代，共同富裕的愿景正越来越近，但同时，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、基础建设、公共服务水平等，仍旧存在差距。
共同富裕究竟是怎样一种愿景，又该如何实现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，共同富裕是一个能够把效率、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的社会福利分配状况，其中效率尤其不可偏废。他表示，“社会福利的含义有两个方面要注意，一个是可支配的私人收入，一个是可享受的公共服务。把这两方面工作做好，就能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状态，把效率、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。”
社会公共服务的提升，有赖于政策、制度的完善，而可支配收入如何提升，尤其是在过去的发展中，收入提升较少的农民，如何增收致富？
在济宁市，一些新的尝试正是进行，林红玉介绍，位于济宁东部的钓鱼台村，通过“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企业 农户”模式，村集体收入达到126万元，曾经的集体经济“空壳村”逆袭成了“百万村”。
现代化的农业生产，正在济宁及更多的地方成为现实，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力量，除了政策的完善之外，更有科技的力量。梅旭荣介绍，“从1978年到2018年，40年间，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增长率，年均达到了3.26%，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是78%。在未来，用手机种地，享城市生活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能实现的情景。”
“手机种地”的背后，是不断进入乡村的农田的数字技术，这些技术，正在改变着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。
suc联合国可持续城市与社区项目执行主任李响介绍，从2019年3月份到2021年年底，suc人居智库团队走访浙江衢州六区县50多个行政村，编制完成衢州市乡村未来社区指标体系建设指南，这也是全国首份乡村未来社区地方标准。其中，试点之一的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，通过两年的建设，从一个以养猪业为主、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大村，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区化新乡村。“出去的人回来了，城里的人进来了。”李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