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。图/新京报
5月27日，在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“线上社会，治理有‘数’”主题论坛上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以“线上社会重塑治理”为主题发表演讲。何艳玲认为，互联网本身及“互联网 ”带来的变化，对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形成了挑战，并且已经具备了某种紧迫性。回应挑战的方法仍然在技术本身，也就是让技术“向善”，借助技术的力量重塑治理的方法、生态。
互联网对传统管理方式的四种挑战
何艳玲表示，互联网构建的“线上社会”不仅是线下社会的折射，同时亦具有一些独有的特质。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的叠加，对现在社会的结构及治理方式产生影响。这可以从互联网自身，以及“互联网 ”两方面带来的变化进行分析。
何艳玲认为，互联网自身带来的变化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一是，社会交往扁平化；二是，公共表达低成本、无时差；三是，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和生产者；四是，行为变成数据，并能够被解读，数据之间亦具有内在关系。
这些特点与传统的管理方式几乎都是针锋相对的。比如互联网的扁平化与传统管理的垂直化；互联网的低成本与传统社会的极化（即只有拥有相应资源的人才能进行表达）；互联网的即时传播性和传统社会的信息筛选；互联网的解密与传统社会的信息分级，分级即意味着某些信息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秘密。
除互联网自身带来的治理挑战外，“互联网 ”带来的变化比互联网自身带来的变化，甚至更为深刻、广泛，因为这将涉及更多领域的政策设计问题。
比如在“互联网 市场”领域，顾客搜索与消费让大数据成为新的原材料，算法对消费者需求捕捉得更精准。何艳玲表示，虽然这一方面提高了市场效率，但另一方面也让市场选择变得更狭隘，以至于算法越来越倾向于塑造顾客偏好，而不是顾客偏好决定算法。这种算法所塑造的偏好，一定是更偏向于资本和市场的偏好，它可能是消费主义的，而非消费者所需要的。
同样，“互联网 管理”也在改变治理的逻辑。“互联网 管理”意味着“文件”被替换为数据，“规则”被替换为“算法”。这两个替换在学理上挑战了韦伯所谓的官僚制理论，而在实践中则让“政府-线下科层-文件-规则-社会” 变成“政府-线上结构-数据-算法-社会”新的信息获取逻辑。何艳玲认为，虽然这样能够提高效率、提升管理的颗粒精细化程度，但当人的行为、伦理和情感被抽象为算法、数据之后，这种所谓的“管理”未必是我们想要的管理，或者说，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伤害。
技术为“两难”治理问题找到新解决方式
这些变化意味着社会和市场都达到了空前的复杂程度，意味着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需要快速予以回应。
何艳玲认为，既然是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，那么同样可以通过技术来回应这个变化。只是在前面第一阶段，技术是中性的，而在第二阶段，技术则是“向善”的，也就是要通过技术的力量让我们达到更好的“善治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技术重塑治理，回应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挑战。
首先是技术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识别社会的需求。识别社会的需求是治理的最核心问题。何艳玲表示，治理的核心问题不是怎样提供服务，而是怎样精准知道公众的需求是什么。
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技术通过突破资源的约束，可以让服务变得更容易被获得，甚至可以个性化地定制每个人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服务场景。这与传统社会管理结构中每个人被模糊成“群众”不同。
同时，由于技术是具有“弹性”的，这种弹性可以弥合传统体制的缝隙和时空的缝隙。以现在流行的“秒批”为例，何艳玲表示，通过技术对流程的改进，可以打破传统部门之间的分割和扯皮，从而达到我们所期望的“体制改革”。
此外，由于技术的提供者往往是企业，企业也将成为治理问题重要的研判者。这将使得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更加良性的合作关系：政府可以更懂得企业，企业的逻辑将变成治理逻辑的一部分；企业同样更懂得政府，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，公共责任将成为企业的常识。
最后，“技术 治理”的创新能够为一些传统的“两难”治理问题找到跨界的创新解决方式。何艳玲强调，所谓的创新不是用新的替代旧的，而是为“两难”的问题找到更好的答案。因此，如果传统的体制无法打破“两难”问题的僵局时，或许可以通过技术找到新的撬动点，从而突破面临的困境。
何艳玲总结认为，通过技术的使用可以改变社会治理的方法，进而改变政府的治理生态。这与传统上强调要从体制进行改革相比而言，更具弹性。换句话说，技术让治理变革的过程变得更轻巧、更精准，并且更有可能。
▲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。图/新京报
5月27日，在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“线上社会，治理有‘数’”主题论坛上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以“线上社会重塑治理”为主题发表演讲。何艳玲认为，互联网本身及“互联网 ”带来的变化，对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形成了挑战，并且已经具备了某种紧迫性。回应挑战的方法仍然在技术本身，也就是让技术“向善”，借助技术的力量重塑治理的方法、生态。
互联网对传统管理方式的四种挑战
何艳玲表示，互联网构建的“线上社会”不仅是线下社会的折射，同时亦具有一些独有的特质。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的叠加，对现在社会的结构及治理方式产生影响。这可以从互联网自身，以及“互联网 ”两方面带来的变化进行分析。
何艳玲认为，互联网自身带来的变化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一是，社会交往扁平化；二是，公共表达低成本、无时差；三是，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和生产者；四是，行为变成数据，并能够被解读，数据之间亦具有内在关系。
这些特点与传统的管理方式几乎都是针锋相对的。比如互联网的扁平化与传统管理的垂直化；互联网的低成本与传统社会的极化（即只有拥有相应资源的人才能进行表达）；互联网的即时传播性和传统社会的信息筛选；互联网的解密与传统社会的信息分级，分级即意味着某些信息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秘密。
除互联网自身带来的治理挑战外，“互联网 ”带来的变化比互联网自身带来的变化，甚至更为深刻、广泛，因为这将涉及更多领域的政策设计问题。
比如在“互联网 市场”领域，顾客搜索与消费让大数据成为新的原材料，算法对消费者需求捕捉得更精准。何艳玲表示，虽然这一方面提高了市场效率，但另一方面也让市场选择变得更狭隘，以至于算法越来越倾向于塑造顾客偏好，而不是顾客偏好决定算法。这种算法所塑造的偏好，一定是更偏向于资本和市场的偏好，它可能是消费主义的，而非消费者所需要的。
同样，“互联网 管理”也在改变治理的逻辑。“互联网 管理”意味着“文件”被替换为数据，“规则”被替换为“算法”。这两个替换在学理上挑战了韦伯所谓的官僚制理论，而在实践中则让“政府-线下科层-文件-规则-社会” 变成“政府-线上结构-数据-算法-社会”新的信息获取逻辑。何艳玲认为，虽然这样能够提高效率、提升管理的颗粒精细化程度，但当人的行为、伦理和情感被抽象为算法、数据之后，这种所谓的“管理”未必是我们想要的管理，或者说，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伤害。
技术为“两难”治理问题找到新解决方式
这些变化意味着社会和市场都达到了空前的复杂程度，意味着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需要快速予以回应。
何艳玲认为，既然是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，那么同样可以通过技术来回应这个变化。只是在前面第一阶段，技术是中性的，而在第二阶段，技术则是“向善”的，也就是要通过技术的力量让我们达到更好的“善治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让技术重塑治理，回应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挑战。
首先是技术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识别社会的需求。识别社会的需求是治理的最核心问题。何艳玲表示，治理的核心问题不是怎样提供服务，而是怎样精准知道公众的需求是什么。
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技术通过突破资源的约束，可以让服务变得更容易被获得，甚至可以个性化地定制每个人所需要的恰到好处的服务场景。这与传统社会管理结构中每个人被模糊成“群众”不同。
同时，由于技术是具有“弹性”的，这种弹性可以弥合传统体制的缝隙和时空的缝隙。以现在流行的“秒批”为例，何艳玲表示，通过技术对流程的改进，可以打破传统部门之间的分割和扯皮，从而达到我们所期望的“体制改革”。
此外，由于技术的提供者往往是企业，企业也将成为治理问题重要的研判者。这将使得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更加良性的合作关系：政府可以更懂得企业，企业的逻辑将变成治理逻辑的一部分；企业同样更懂得政府，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，公共责任将成为企业的常识。
最后，“技术 治理”的创新能够为一些传统的“两难”治理问题找到跨界的创新解决方式。何艳玲强调，所谓的创新不是用新的替代旧的，而是为“两难”的问题找到更好的答案。因此，如果传统的体制无法打破“两难”问题的僵局时，或许可以通过技术找到新的撬动点，从而突破面临的困境。
何艳玲总结认为，通过技术的使用可以改变社会治理的方法，进而改变政府的治理生态。这与传统上强调要从体制进行改革相比而言，更具弹性。换句话说，技术让治理变革的过程变得更轻巧、更精准，并且更有可能。